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而科研成果也需要与市场精准对接,才能发挥价值。
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深入推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几经修订,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出台配套政策,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给科研人员松绑,科技转化成果不断涌现。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此前介绍,自2011年起,我国已经连续十年成为世界发明专利第一申请大国,2020年申请量达143万件,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总和,我国PCT专利申请量也超过美国,位列全球首位。
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科研专利申请数量已快速增长,但成果转化率却很低。
2020年底,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指出,我国科技转化率不高,最高在3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60%-70%。
此外,2021年4月,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0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2019年,3450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项数为15035项,比上一年增长32.3%;但合同总金额较上一年下降19.1%,为152.4亿元。转化合同总金额超过1亿元的单位有29家,比上一年下降9.4%。
《报告》中还提到,很多高校和科研所的高价值专利处于“沉睡”状态,没有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作为“科教大省”,陕西拥有100多所高校、1300多家科研机构、300多家国家级园区平台、70多个国际创新合作平台,以及百万人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拥有着丰富的创新资源。但长期以来,有大量科技成果“沉睡”在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慢、转化难、转化率不高,使得陕西省的科技优势无法有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科研成果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基础,必须在科研与研究成果转化之间架起一道桥梁。2021年3月30日,陕西省政府启动了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鼓励所有高校院所和企业转化科技成果,吸引产、学、研、用及资金等各种创新要素在平台汇聚,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2021年11月10日,秦创原·2021创合论坛在陕西西安开幕,论坛围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相关话题,特别设置“创合对话会×艾问人物”环节,以《秦创原-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为主题展开专场对话。
制约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痛点、难点和堵点究竟在哪里?有哪些解决方案?
面对当下出现的高校科研与产业转化需求“脱节”的现状如何解决?
高校、科学家和企业家如何更好地协作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
《艾问iAsk》创始人艾诚作为创合论坛主持人,与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联席CEO米磊三位相关领域的嘉宾展开深度对话,为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的破解之道建言献策。
-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
难在哪里?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高校应如何应对?
艾诚:2020年底,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指出,我国的科技成果很多,但科技转化率不高,最高在3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60%至70%。在场的各位嘉宾认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痛点在哪里?
刘科:(痛点)不是在于转化科技,而是在于转化科技背后的人。我们国家缺少CTO的角色。华尔街、硅谷的高科技公司有两个最重要的角色:一个是CEO,一个是CTO。CEO需要懂金融、懂投资、懂企业,可以不懂技术,但是CTO一定是这个行业的专家,同时又具有管理能力与洞察力。硅谷以及华尔街的高科技公司,只有这两个人可以大幅度地影响公司的股价。光把技术和研究做好了,却找一个不懂的人去转化,这种转化永远不会成功。
现在大学要改变,因为大学在引领这个世界,大学再不转变,社会就要倒逼大学转变。
艾诚:刘科院长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话题。下面要把话题抛给西安交通大学的王校长,请您来回应刘科院长的问题,您觉得西安交通大学应该继续做什么?
王树国:面对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中国大学。大家要认识到这是一次新的技术革命。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在某一个领域率先产生的信息技术带动了行业领域的发展,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但是这一次的革命是全方位的。原来是大学的学问、技术、思想去引领社会,因为大学的思想和技术是超前的,但是在系统性革命的背景下,大学突然感觉到,企业对技术的把握、对系统的把握,是走在了大学前面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知识生产的逆向流动。本来是大学告诉企业该怎么做,现在企业反过来问教授,(现在)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这种知识生产是第四次革命的特点,这是第一。
第二个特点是融合。原来是第一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单一的分支机构领域进行攻破,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系统性的,它在各个分支研究到相当程度时出现了技术融合,比如说刚才专家们提到的气候变化、能源问题、粮食安全问题,都是系统性问题。
研究的问题已经到了跨行业、跨部门、跨国际的区域,比如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谁还能说出界限呢?比如说把大数据、机器人用在农业,它就出现了行业之间的高度重合,这是一个系统变革,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真的需要变了。社会实践走在理论前面,我们需要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把握趋势,进而再次实现大学支撑引领社会的作用,是人的头脑转化问题。
艾诚:王校长谦虚地说,这是高校落后于工业和企业的现状。当下的主题,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大家不约而同把这个矛盾交给高校。米磊是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曾经在高校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您有一段亲身经历的成功案例,当时辅佐中科院的西安光机所进行了成功的科技成果转化。我想问在场的三位嘉宾,如果今天我们把矛盾抛给高校,说这个问题是咱们的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不高,那么如果在高校考核时再加一条标准,除了对科研成果本身外,也要对产业转化效率进行考核,是否会有助于这个矛盾的解决呢?
米磊:我觉得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问题不能完全加在高校责任上。科研院所的定位,就是做公共支持的研发,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辅助工作。我认为现在咱们国家中间缺乏体系化的建设,尤其是在公共技术平台的搭建。现在有很多新型研发机构,如果以大量的工程师和专业人才做承接,可以把高校的成果落地为可实现的技术,如果有这样一批人才,包括现在秦创原在打造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个成果转化率会提高,因为成果转化率是整个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问题。高校更多的还是在提升创新能力上多发力,如果研究成果出来,我相信成果转化率会上去,而不是说高校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参与到直接的转化。
-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
谁去做?
科技人才该如何选择:商业落地or理论研究?
艾诚:我经常对话投资人,做硬科技的投资本身就是长期的事情,做科技创业更是九死一生,我从14年至今,对话了几百位科技创始人,对几乎所有的创始人都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也想请教西安交通大学王校长,西安交通大学培养了许多中国的科技创新人才,如果是您的学生向您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在“最后一公里”,我是去完成知识的单点突破,还是科技的转化、商业落地,我该怎么选择,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王树国:你提了很多人提的问题,我现在有个学生在做机器人,还没有毕业,就要去创业了。中国每年要举行一次机器人全球大赛,请企业家来评价,他在比赛中获奖了,当时觉得他的思维、技术很好,创投公司给他投钱了。还有的学生要搞理论数学,这离现实就很远了,但他也做得很棒。所以学校是一个多方面育人的地方,无论是搞基础研究还是搞未来的深空探测,我支持孩子们对人类社会发展每一个有利的想法。但是创业光靠学生做不起来,刚才你(米磊)说得很好,它是一个系统,技术只是创业的其中一个要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更赞成团队融合,我们搞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就是想营造有利于孩子们成才的环境。未来大学一定要改变,固守成规没有太大希望。(编者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位于西咸新区,由教育部和陕西省合作共建,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平台和载体。这里正在建设“校区、镇区、园区、社区”四位一体的创新体、技术与服务的结合体、科技与产业的融合体,努力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交大样板。)
艾诚:陕西启动建设了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也是怀揣这样的使命和梦想,与更多的高校、院所、企业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吸引产学研用及各个创新要素在这里汇聚,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接下来我要请教一下米磊,您当初进入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工作时,参与了“梯度折射率透镜”产业化转化项目,您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米磊:当时西安光机所做成果转化,最大的问题是科研思维和企业思维是冲突的。大学搞创业,把公司做成研究室。因为科学家的思维追求单点极致,做到一个指标超越所有人,只要一个点就够了,就成功了,科学家是不计成本的,不计代价的。但是企业家做这个产品,一定是在约束条件下,因为成本是有限的。科学家思维和企业家思维,这两种思维要有互相的融合,如果科学家创业不能够转型为企业家思维,那大概是很难做成的。我觉得科技成果转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把教授放到企业研究,让企业家到学校里去,只有通过思想交流,人才会改变。
刘科:我特别希望我们国家的大学可以留出20%的旋转门给优秀的工业界人才。如果工业人才到一定年龄后愿意回大学来培养人,让他加入,有这种人才是很重要的。否则我担心现在不光是中国的大学,包括美国的大学,都会跟社会越来越远。而且引进的人才都是一辈子只能写文章的人,这是不对的,将来可能会误导我们,假如说未来的科学就是写文章,那就大错特错了。卡脖子的技术不是靠写文章就能够带出来的,这个很重要。
-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
如何做?
市场驱动技术创新 or 技术驱动产业发展?
艾诚:知识、科技还是产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但不管是这三个方面中哪个方面的创新突破,其实有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是,我被什么所驱动?Market driven technology,市场驱动技术,但大家同不同意,我们要发展需求驱动的技术,如何贯彻到创新“最后一公里”,因为大量的科研人员创立公司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客户意识,没有需求意识,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刘科:我们判断项目的时候,不能以科学家的驱动为主。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中国现在最缺的是两类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具有科学素养的企业家。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比如像袁隆平先生,他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他永远在关注企业;具有科学素养的企业家,比如说马化腾、任正非。这两批人永远是最缺的人。而大学其实到现在,我们要么是只讲商业,要么只讲工程,怎么把这两块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推动中国的CTO教育的核心。这一块教育补不上去,我们的人才培养中就有很大的缺失,这也是我们的很重要的项目之一。
艾诚:核心问题是创新项目交给谁?交给有创业精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素养的企业家。但他们在哪里?他们是谁?这让我想起前几天我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持的那场论坛话题:创业家和企业家是与生俱来就有的,还是培养出来的?
王树国:没有一个人才是天生的,可能有一些艺术家、音乐家、数学家是天生的,但我们产业创新创业的人才很少有天生的。从学校来讲,让孩子了解企业,让企业思维进入到学校,如果说赚钱的人关心科技,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如果我们具有科学家思维的企业家多了,企业就会很好。如果科学家天天想挣钱就坏了,就走反了,我不是说挣钱不好。技术很重要,没有技术不足以创办新的产业,但仅有技术不行。另外技术从哪而来,是需求需要,来自于社会发展的需求,然后才有技术创新,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了解需求,科学家也没有创新的动力。
-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
预见未来
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
王树国:其一,十年以后西安交大在世界范畴之内,甚至在世界高尖技术产业里面是很有影响力的;其二,西安交大在十年内一定会出现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才;其三,西安交大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若干重大指引下做好。
刘科:要把CTO做好,企业领袖培养好,重点是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企业家,对于没有做过院士但又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如果哪一天希望到大学里去,大学应该拥抱他。
米磊: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科研院所出来的人成长为了真正的企业家,这些人越来越多的话,就能培养出一系列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我们的目标是要到2050年协助和成就1000家企业,不需要哪家企业做得特别大,我希望把其中一个技术做到第一,如果中国有1000家企业,我相信“卡脖子”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未来也会持续帮助这些人成长。
艾诚:在创新世界里面需要系统工程,无论做知识创新、技术创新,还是做产业创新的,携手并进才能创造未来。
编辑:多金
图编:丘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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