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立刚:作为老一代的创业者,侯为贵是非常成功的,不能说他和华为有差距就不成功,他也是为中国的通信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000亿也是很牛的。

微博网友:中兴一直是华为的附庸,华为在前面淌水,他在后面捡现成的,在国内国际商场都是如此,一个跟跑的企业怎么能领先呢?

通信行业仍是朝阳产业

中兴出逃?

有媒体爆料称,中兴通讯将在今年7月将其生产基地从深圳迁至广东河源。去年2月,中兴通讯河源基地破土动工,目前占地60万平方米的基地一期工程已经完工。随后,在某论坛上,深圳市长许勤针对网上有关“中兴跑了”的言论强调:“中兴永远会在深圳”,中兴要逃跑的传闻究竟是真是假?作为中兴的创始人,与华为缠斗20年的侯为贵,又有哪些故事呢?

近几年,深圳的人力成本和房屋租金成本都在明显上涨,导致企业运营成本加重。很多人表示“吃不起、住不起、买不起”。因此也有媒体报道称是“高房价”逼走了中兴。

对此,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说:深圳的创新能力很好,申请海外专利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且税收优惠幅度很大,撤出总部将有可能为企业带来不小的损失。对于中兴来说,更有可能的只是将少量业务移出深圳,但总部绝不会动。

今年年初,中兴通讯发布换届公告称:中兴通讯的缔造者侯为贵将卸任董事长一职。侯为贵现年已经74岁,30年前他一手创立了中兴通讯。有评论认为,对侯为贵而言,选择在这个时候卸任是比较完美的。此前,中兴通讯最新发布的三季报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净利润26亿元,同比增长42%。对于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侯为贵表示:“这是自然规律,我今年就要75了,人生总要有不同的阶段。”

“秀才”厂长

1、不一样的创一代
侯为贵做过老师,后来进入航天部在西安的一家军工企业691厂,从一名技术人员一直做到副总工。1984年,42岁的侯为贵带着691厂的几个人南下创业。谈到自己创业的原动力,侯为贵说:“很多知识分子还是希望通过知识、科技使国家得到发展。但是,这个愿望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得到体现和实现。”

其实,当时国外的东西进入中国国门的渠道并不多,香港是主要渠道之一,而深圳是离香港最近的地方,因此,侯为贵选择在深圳成立中兴半导体公司—中兴通讯的前身。创立初期的中兴,和大多数中国公司一样,经营着“三来一补”业务。“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步中的中国通信行业炙手可热。侯为贵也在摸索尝试中发现了通信设备的商机。

1986年,侯为贵用做贸易挣来的钱成立研发小组,专攻交换机领域,1989年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中兴也随之转型为通信设备制造商。到1992年,中兴合同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

实际上,出生于1941年的侯为贵,和联想的柳传志、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万向的鲁冠球这些声名远播的企业家同属于一代人,不同的是,在第一代企业家群体中,侯为贵几乎是最低调的,鲜有采访及内部讲话流出。

中兴内部员工说:“这和侯总的出身背景有关系,他做过老师,有读书人的简朴和务实。”侯为贵也曾说自己是一个不善于在公众场合表达的人,“我的性格内向一点,这不一定是优点,对于管理企业来讲,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管理企业各有各的招数,最后看的是结果。”

“他不像任正非,任正非有一点‘酒肉穿肠过’的感觉,侯为贵有点像‘道’,很多时候他吃素,在修行。”一名曾在中兴任职多年的离职老员工如此评价侯为贵。

2、“秀才”和“兵”
在侯为贵的众多决策发言中,平衡是一个被提及频率非常高的词。“一个卓越的企业总体上的表现,是能掌握好盈利能力和发展速度之间的平衡。”

在侯为贵看来,如果领导者只考虑五年以后怎么样,现在就要赔着做五年,这肯定不行,企业这样经营,股民肯定要拿脚投票。从投入到产出,三年的时间大家还能接受,如果超过五年,通常企业很难承受。这种事做多了,企业就活不下去了,能掌握好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和当期经营的平衡,就是个比较好的经营者。

事实上,不仅仅是内部员工,同行、供应商以及合作伙伴都会经常把中兴和华为拿来做比较,毕竟两家企业的创始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年龄相差无几,都在80年代选择了创业,都选择了电信领域,业务高度重合。

但从管理风格上看,侯为贵和任正非却各自有着鲜明的特点。

侯为贵上学时是尖子生,他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稳健,很少有过激行为。相较之下,任正非虽然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但当过兵,军旅生涯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前中兴高级副总裁何士友是这样描述他所认识的侯为贵和任正非的:“1992年我初次接触侯总的时候,就感觉他像国有企业的厂长,一个老工程师的感觉,对人比较慈和友好,比较强调人性化的一面。而任正非主导的华为则完全按照军事化的方式管理人,赏罚分明。”

3、老厂长的坚持
私下里,侯为贵也秉承了“国企老厂长”的低调、简朴风格,甚至有点过分传统。虽然在商场驰骋,但私底下的侯为贵有几个习惯是雷打不动的:飞机上看书、坚持坐经济舱和爱运动。如果不是在正规的商务场合,他一般都穿一身蓝色的工装服,看起来与一名资深工程师没有什么差别。

侯为贵出国的时候基本上是坐经济舱,不是说公司承担不起这点钱,毕竟只是几万块钱,但他还是要坚持坐经济舱;还有出国访问时一定要去比较艰苦地方视察下,和员工吃顿便饭;不用电脑办公,上传下达是打纸质报告。可能一方面是要给下属做表率,一方面也是那个年代的人养成的习惯。他也没有专属的秘书,他身边的行政秘书还是以前当过保安的,现在有点保镖的意思。

转身后的布局

事实上,通讯行业这几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运营商的网络基础设施开始在彼此间共享,欧美运营商不断聚合,传统企业及其商业模式正在被新生力量挑战和颠覆,同时它们也可能被迅速更新的、更有活力的模式与产品所替代。

一向“求稳”的侯为贵,此时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多年来坚持“稳健、平衡”的行事风格,考虑以变制变。他在内部讲话中说,这种情况下,如果固守电信业或许还能赢得一席之地,但如果固守传统的电信思维,那么,未来可能会一败涂地。

经历了2013年的巨亏之后,侯为贵在中兴的战略、组织和人事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兴内部最高决策机构经委会宣布成立终端事业部,独立运营,并将政企网提升为公司二级经营单位,同时对“少壮派”曾学忠等委以重任,70后的曾学忠成为中兴终端业务的负责人,要知道,此前终端在中兴的业务占比中被寄望达到50%以上。

这意味着,中兴2C市场的改革重任被放在了一个更接近消费者、具备互联网思维的年轻人身上,这在中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或许,这也是侯为贵在卸任前,为坚持了30多年“稳健”风格的中兴基因改造埋下的一个重要伏笔。

当然,从企业整体上看,中兴仍然是走在企业前列的,它与华为携手,将通信设备这个全球高科技行业的“明珠”上刻上了两家中国公司的名字,并且将北电、西门子、阿尔卡特、NEC等欧美日豪门逐一挑于马下。有业界人士评价,中兴和华为是唯一在全球主流行业打败了全球主流公司的两家中国公司。

在交棒之前,侯为贵还是为中兴搭好了台子,做出了如下布局:

1、新能源项目
已经成为侯为贵重点布阵的棋局。中兴投入重金,研发新能源汽车大功率无线充电技术。在湖北襄阳,中兴与东风汽车建设了中国第一条公交无线充电示范线,与蜀都客车联合发布的全球首台无线充电社区巴士已经投入运营。

侯为贵说:未来无线充电市场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中兴已将目标市场瞄准了国内超过100万人口的220座城市,每座城市都有上万部的公交车,此外,无线充电技术也可用于私家车,这无疑意味着一个更加广阔的车联网市场。

2、布局万物互联
近年来,传统电信市场面临增长瓶颈,但侯为贵坚持认为,通信行业仍是朝阳产业,因为数据业务以每年一倍的速度高速增长,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全球必将进入万物移动互联时代。他说:“将来是跨界,颠覆的,它不是和谐的,不是风平浪静的。企业如果适应不了这种趋势,就会消失,倒闭。”

艾问每日人物想说: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下海的技术派企业家之一,侯为贵身上被赋予了多种符号,他的退隐也代表了一个时代渐行渐远。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互联网+”转型期,中兴通讯的走向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与当下那些穿上牛仔裤和T恤在发布会上侃侃而谈的新一代互联网范儿的企业家相比,削瘦的侯为贵虽然不善言辞,却有更有着厚积薄发的力量。

侯老爷子已经带着无尽的荣耀和些许的遗憾转身离去。小艾觉得,接班的年轻企业家们在继承他的坚强意志的同时,也需要拿出魄力做出更大的挑战,以应对未来的挑战。而这样的改变,或许是送给他最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