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在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比亚迪董事局主席王传福称,在当前传统汽车面临巨大下行形势下,提议进一步限制传统燃油车逐步实现全面禁售,坚定扶持新能源汽车全面电动化,将指标向新能源汽车全面倾斜,一线城市放开新能源汽车限制。

话音刚落,就有网友杞人忧天地进行了“理性”分析:“王传福:第一阶段先禁售燃油车;第二阶段禁售洋品牌包括特斯拉在内的电动车,实现自主品牌可控;第三阶段禁售比亚迪以外的电动车”。

事实上,今年1月举办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以及去年全国政协双周会上,王传福就已经提出过类似观点,他曾多次公开表示应尽早明确燃油车禁售时间表。

于是,各种抵触评论如狂风暴雨向他扑来,从王传福的“卑鄙用心”到比亚迪商标的各种解读,一直追溯到10年前比亚迪F3的山寨外形和低劣质量,还有人建议比亚迪自己先停产燃油车。

一瞬之间,王传福和比亚迪被吃瓜群众翻得里外朝天,恨不得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甚至有网友义愤填膺:“这种商人,要是杀人能赚钱,他也会这么干。”

王传福到底是革命家?还是阴谋家?

艾问:韦尔奇附体的爱迪生?

1966年,王传福出生在安徽芜湖市无为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早逝,长兄成父,王传福的哥哥王传方在18岁那年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中断学业开始外出工作赚钱。

兄弟俩相依为命,年幼的王传福看着为柴米油盐而辛苦奔波的哥哥,内心无比煎熬,尤其是每个周末回家领取生活费的时候。他也动摇过,如果家里少张吃饭的嘴和高额的学费,再多双赚钱的手,一定能稍微轻松些。

那是王传方第一次对心爱的弟弟发火:“再苦再累,卖房也要读书,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在哥哥看来,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确,即使王传福当时就辍学去工作,家里也不过是多了一介身强体壮的年轻劳力,而中国创新企业百强榜,则会少一个比亚迪。

1987年,王传福进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攻读硕士,在那里他开始了对电池的研究。1990年硕士毕业后,王传福留院工作。3年后,研究院在深圳成立比格电池有限公司,由于和王传福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王传福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

在有了一定的企业经营和电池生产的实际经验后,王传福发现,作为自己研究领域之一的电池面临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在当时,买一部大哥大要花2万-3万元,而购买者仍趋之若鹜,王传福意识到,手提电话的发展会使充电电池的需求与日俱增。

1995年,王传福从做房地产的表哥手中借来250万元创立了比亚迪,一头扎进了电池行业。当时的比亚迪还只是一个电池生产公司,刚成立那年,王传福将公司产品送给台湾最大的无绳电话制造商大霸试用,凭借产品的优秀质量和低廉的价格,比亚迪赢得了大霸浓厚的兴趣,当年底,大霸就毫不犹豫地将给三洋的订单转给了王传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春风吹满地,中国商人开始大量引入国外先进产品及技术,一批洋流红火了起来。虽然这阵风潮在极大程度上加快了企业的现代化,但也有不少问题滋生。

与很多盲目追求现代化而不切实际地花大价钱引进国际领先水平生产线的企业相比,王传福就显得比较固执和保守了,他从头到尾都坚持自主开发研制产品,且他在工艺、原料和质量控制、降低成本等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精力。

年幼时,哥哥经常告诉王传福,要尽量花自己的钱,兄弟俩在最困难的日子也没有到早已成家的姐姐家里过一个春节。不知是否与哥哥的教导有关,王传福一直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

王传福被称为“技术狂人”,比亚迪也始终秉持着“技术为王,创新为本”的发展理念。

有人评价,这位“中国企业的金刚”蔑视现有的商业秩序和游戏规则,“他信赖年轻的工程师胜过资深的欧美技术专家,他认为什么都可以自己造,而且造的比高价买的更管用,他觉得技术专利都是’纸老虎’”。

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全球电池产品价格暴跌20%-40%,日系厂商处于亏损边缘,而比亚迪的低成本优势则越发显得游刃有余,飞利浦、松下、索尼等大企业先后向比亚迪发出大额采购订单。

比亚迪迅速成长为一个年销售近1亿元的中型企业,并且连续三年实现100%的增长率。

在镍镉电池市场,王传福只用了3年时间,便抢占全球近40%的市场份额,成为了镍镉电池当之无愧的老大。

2002年,比亚迪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1年后,比亚迪一跃成为日本三洋之后全球第二大电池供应商,也正是同年,王传福组建了比亚迪汽车。

2003年正是涌起民营造车热的一年,多的是这样孤注一掷的“疯子”,譬如“造车狂人”吉利的李书福和“摩托大王”尹明善。

可一条生产线要几千万元,没钱怎么办?——自己造。王传福的办法看上去很笨拙:自己动手制造生产设备,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由人工完成的工序。没钱,难道还没有人?比亚迪的“制造秘诀”,是“半自动化加人工”,也有人称“小米加步枪”。

从电池生产线到汽车膜具,王传福把人力资源开掘到了极致,二十名工程师怎么也能顶上一台机械手。在日本、欧美,工业化意味着大机器制造,尽量减少人工。经过比亚迪改造的“中国特色工业制造”,却是“人海战术”,或叫工程师制胜。

说不好这个家伙是何种“敌视”国际先进技术和先进品牌的心态,但他自己进行的“中国特色企业发展道路”的确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他本人甚至成为了中国版爱迪生。

当王传福给巴菲特递上一辆比亚迪F6DM双模电动汽车模型时,巴菲特回了一只钱包作为小小的见面礼。老爷子的用意既直接明了又耐人寻味:年轻人,好好干,你可得替我把钱夹子装得满满的。

2008年,巴菲特以18亿港元认购比亚迪10%的股份。仅一年时间,比亚迪的股价翻涨近7倍。在惨淡的光景下,股神仅从比亚迪的投资中就获得13亿美元的账面收益。

2009年,根据胡润研究院的公告,王传福的财富猛增290亿,以人民币3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

巴菲特的老搭档、伯克希尔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芒格曾向《财富》杂志这样描述王传福:“这家伙简直就是爱迪生和韦尔奇的混合体,可以像爱迪生那样解决技术问题,同时又可以像韦尔奇那样解决企业管理上的问题。”

芒格跌破了眼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儿。”

艾问:“阴谋家”的赤子心?

关于王传福在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的“慷慨言论”,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他底气来自哪里,王传福在一票吃瓜群众口中就是“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还有人说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且就在此之前,宝马集团发展部董事Klaus Froelich在慕尼黑的电动发布会上曾表示过,目前预测电动车(纯电动+插电式混动)最好的销售成绩,是到2025年占到总销量的30%,这也就意味着,汽车市场到2025年仍然需要70%的燃油车,宝马董事也直言不讳地说:内燃机至少还会活跃30年。

王传福的底气源于何处?他对利益的争夺是否有些过于迫切?

从2018年起,蔚来赴美上市了,特斯拉落户上海了,法拉第未来样车运回国展出了。新能源汽车在造车新势力推动下,乱花渐欲迷人眼,渐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传统新能源造车企业的光环正在黯然褪去,处在被造车新势力的强势冲击和“骗补”质疑中,正在往下沉沦,抓不到救命稻草。

艾问(iask-media.com)注意到,比亚迪2018年第一季度实现营收237.38亿元,同比增长17.54%,净利润1.02亿元,同比下降83.09%,扣非后净利润为亏损3.29亿元,上年同期盈利4.46亿元。

如果扣除国家补贴,比亚迪的财务状况则会更为凄凉。财报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比亚迪收到政府补贴高达6.4亿元。如果没有国家补贴,比亚迪在一季度要爆亏5个亿,政府补贴竟成为了比亚迪的救命稻草。

冰冷的数据警示着王传福,比亚迪正在从神坛跌落,向下加速沉沦。在补贴退坡、特斯拉入境、进口汽车关税下降、新势力造车崛起等形势层层包围的冲击下,比亚迪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局面。如果再不绝地反击进行突围,比亚迪将持续着低靡。

王传福对于全面电动化的倡导就只是为了“突围”吗?吃相是否太难看了?

“汽车是传统的产业,汽车的未来发展对我们是一个机会。首先,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能源危机,石油资源可能在未来40-50年内枯竭。其次,是环境污染问题,这是人类需要应对的一个挑战,也是一种趋势,人类对环境的重视程度会与日俱增。我一直在想,如果能在有生之年为汽车产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能够创造出一款人类共享的成熟电动车型,将是怎样的一种成就感!”

王传福这么说着,眼睛里面闪过一束光。

他还说过:“我的梦想,是以产业报国”。其实从王传福创业之初公司一直以来的“自力更生”理念就体现出了他的真实想法,他认为,实现超越的伟大梦想关键在自己掌握技术。那么反过来是否也能成立?这一次,已经掌握了技术的王传福想要去实现他那“实现超越的伟大梦想”。

2003年比亚迪转向汽车行业之初,那是王传福的第一次“革命”,只不过那次没有触犯到其他行业的利益,所以劈头而来的不是谩骂和抵触,只有嘲讽和不屑。

那个时候,面对不被看好以及针对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技术恐惧症”,王传福说,这种恐惧正是对手给后来者营造的一种产业恐吓,他们不断地告诉你做不成,投入很大,研发很难,直到你放弃。汽车?说穿了不过就是“一堆钢铁”。

他果然成功了。是啊,能让飞船上天的民族,难道就只能干些鸡零狗碎的低端加工业?

如果王传福不是奸商,不是阴谋家,那么,带着坚韧的毅力和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这一次,他能否再次成为先驱呢?